「廬山聲明」背後的故事

Original 國語君國語社 2021-11-02

民國26年7月18日第一期廬山暑訓團畢業典禮（中央社）

民國26年（1937），我國正外求和平、內求統一之時，突然爆發盧溝橋事變（7月7日），不但我舉國民眾激憤不已，國際輿論亦異常震驚。十日之後，蔣中正於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共同談話上，報告國府對盧溝橋事變所採取之方針及其個人對事變發展之判斷，並於19日公開發表 <告全國國民書>。

據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民國26年6月10日之日記記載，當時國府已訂定國民大會將於秋天召開，關於憲法問題，究竟是採內閣制還是總統制，尚在熱烈討論之中，為查各方態度與疏通各方看法，蔣中正決定於七八月間舉辦一場廬山談話會，屆時召集各大學校長教授並徵詢學界意見。因抗戰爆發，原定憲政議題之探討就此中斷，直至抗戰結束之後，制憲才再次提上日程。

7月7日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，成為我國進入全面抗戰之導火索。受此事變影響，原定7月15日至23日舉行之第一期談話會會期由九天縮短為五天。參加者除黨政人士外，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、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、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、北京大學教授胡適、傅斯年、中國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、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等學者、名流82人。15日辦理報到，16日、17日舉行共同談話，由蔣中正、汪兆銘共同主持。

7月16日，廬山談話會開始，談話內容自然改為討論中日局勢，共策禦侮圖存大計。17日，蔣委員長於廬山談話會上，發表 <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>、此即著名的「廬山聲明」，確定抗戰大計。蔣之報告，依國民黨黨史館藏「致詞」，原文約三千餘字。19日、20日為政治組、經濟組、教育組之分組談話，因蔣中正忙於處理華北局勢，各分組談話均由汪兆銘主持。20日中午，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結束。蔣於20日下午，由牯嶺經九江返回南京。

17日蔣中正講話結束後，有胡適、梁士純、江一平、方東美、崔敬伯、林志鈞、馬君武、張君勱、劉健群九人發言，對於蔣之報告予以肯定及支持。胡適表示：「我們對於蔣先生剛才的表示，完全同意，對於蔣先生剛才的態度，非常興奮。」梁士純說：「剛才聽見委員長發表的言論，令人非常振奮，兄弟以為這一番言論，可以毋庸祕密，我們應使全國民眾及國際間以至我們的敵人通通知道。這樣不但我們的民眾可以明白政府已有確定的方針及意向，同時使國際問也能知道我們的國策，而敵人亦可知道我們現在決不像以前那樣受他們欺侮的時候了。」江一平說：「我們應該認清，中國現在還不是說大話的時候，正如剛才蔣先生所說：『我們不是求戰，而是應戰。』可知我們在敵人攻擊之下，只是一種應戰。因為是應戰，所以我們在可能範圍內，能避免正面衝突，就要避免。要知我們的國家大戰遲發生一天，國力就增強一天。」方東美說：「方才蔣先生已說過，中國是一個弱國，我們應付強國是應戰而不是求戰，這也是目前所不得不如此的。但所謂應戰，也有積極與消極的兩方面，消極的應戰，是人家打來，我們起而應戰，積極的應戰，是人家打來了，我們也來一個反攻，就是他們將括弧縮成拳頭的時候，我們來一個反括弧形勢，即是我們可以從綏遠察北進兵。」林志鈞說：「今天聽了蔣先生的話，知道中央對於此事，已下了決心，動員也很迅速，並決定原則三項，為進行談判的方針，……希望中央對於此事，抱一個最大的決心，嚴密監視，不要再委曲求全喪失任何權利。」張君勱說：「在時局嚴重的目前，中央採取應戰而不求戰，祇是一個原則。但我們要注意現時期是已到最後的關頭了。我們全國朝野上下要有整齊劃一的步調，戰則同戰，和則同和！」與會者情緒激動，一位記者南下採訪談話會，於事後追憶當時情景，說：「大家都說我們聽到了蔣委員長說，什麼『何梅協定』，我已經把他撕了。心中都跳躍起來。大家都感覺牯嶺的風雲，變了顏色，大家都四面探問北方的戰事。」

關於蔣之講話，如前所述，梁士純認為「這一番言論，可以毋庸祕密」；張君勱亦表示：「要溝通國民與政府之間的意志，中央的國策，應該迅速正確宣示國民，然後政府與全國國民的行動，才能一致。」但國府在第一時間並未對外公開，而是相隔一日之後，於19日才正式發表，內容上亦作出相當幅度之調整。

提到「廬山聲明」，相信諸位腦海中都會出現一幅當年蔣委員長立於「中央廣播電臺」麥克風前之畫面，雖然無聲，亦可想見其以濃濃江浙口音，鏗鏘有力道出：「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及「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；準備應戰，而絕不求戰」、「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」等名言。此聲明為《中央日報》社長程滄波奉命撰寫，當時因國民黨首席文膽陳布雷生病中，故由程執筆。據說，程滄波自奉命撰稿至完成此篇攸關我國生死存亡之文告，僅費時兩個半小時，下筆極快且結構井然。19日，該文稿稍加修改後成為 <告全國國民書>，透過電訊、廣播傳送到全中國以及海外，因此不少人認為此文告發布即算對日宣戰，據此作為全面抗戰起算之時間點。【「廬山聲明」全文，請點閱：<蔣中正 | 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>】

左為《民國名人圖鑑》中之程中行照片

程滄波（1903~1990），原名程中行，字曉湘，筆名滄波（以筆名行），晚署「滄波居士」，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，因好學強記，奠立其國學基礎。上海聖約翰大學肄業，轉入復旦大學畢業，旋留學英國，考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就讀，其後再赴英倫，研究政黨政治。年二十歲，即喜編譯政論著述，為陳布雷所激賞，推薦為《時事新報》主筆，民國二十年受任立法委員。《中央日報》社原實行總編輯制，社長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兼任，民國21年3月1日改行社長制，脫離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，改為黨營媒體。民國21年5月，程中行被任命為改組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《中央日報》第一任社長，任內整頓報社，增出《中央夜報》、《中央時事周報》。民國29年秋，程滄波被免去《中央日報》社長之職，調任監察院祕書長。對此香港名報人陸鏗在《陸鏗回憶與懺悔錄》中說：「程主《中央日報》八年半，直至1940年秋因桃色事件下臺。自古才子愛佳人，原來，儲安平在程領導下任《中央日報》編輯部主任，其妻女作家端木露西，不僅人長得漂亮，文章也寫得好，程為之動心，乃趁儲安平赴英學習機會，窮追而得手。儲得知此事，在其鄉前輩吳敬恆（稚暉）先生面前告了程滄波一狀。吳言於蔣介石，蔣把程喊去罵了一通。《中央日報》社長勢難繼續當下去，乃呈請辭職。于右任先生愛才，且認為『風流無罪』，遂把程滄波叫到監察院任祕書長。端木露西女士也為這一段感情糾葛，寫了一篇相當轟動的文章：〈蔚藍中的一點黯淡〉刊於重慶《大公報》，風傳一時。」

「七七事變」發生後，蔣中正所持之態度基本上為「能和則和，不能和則戰」，為實現「以戰求和」之戰略，積極動員備戰，與此同時，亟思對日表明中國之決心與立場，期望日軍能「知難而退」。

事變發生後，蔣即指示外交部發表聲明書，宣示中國政府對事變之態度與立場，後因故遲遲未發。但蔣並未就此打消此想法。7月13日，蔣初擬對日宣言之基本內容：

甲、維持冀察政委會現狀與人事。乙、塘治協定範圍以外地區之駐兵不能受限制。丙、倭在平津一帶駐兵地點及其行動應遵守辛丑合約。

即維持事變前之基本格局。16日，蔣再命幕僚陳布雷代擬對日宣言。蔣對日本態度之判斷如下：

倭寇既備大戰，則其權在倭王，若我宣言能感動彼倭，或可轉危為安，是較之平時，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？其次，盧案已經發動十日而彼徘徊威脅，未取正式開戰，是其無意激戰，志在不戰而屈之一點，此其外強中乾之暴露也。若果不能避免戰爭，則余之宣言發亦無害，故發表為有利也。

蔣中正認為，日本也在為是否擴大戰爭而猶豫，他發表聲明或能使其「不戰而屈」，而且，若日本執意戰爭，則發表聲明亦無害。但是，蔣仍較為謹慎，提醒自己注意「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，應再研究」。17日，蔣中正於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後，仍在考慮談話的內容公開發表之時機與可能之後果：

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，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，或可制彼兇暴，消彌戰禍乎。

告國民書發表後之影響，是否因此引起戰爭，決不致此，我表示決心之文書，似已到時間，此中關鍵非常心所能知也。人以為危，而我以為安，更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後立場，乃可戢其野心也。

18日，蔣約汪精衛、張群等「商談對倭交涉與宣言稿」。同時，蔣亦在考慮改變宣言發表之方式，預定「發表為盧案告國民書，或為改談話式」，並囑咐陳布雷「改正宣言方式」。

19日，接獲何應欽、高宗武等人與日方談判報告後，蔣認為已是宣示中國立場之時機，決定發表告國民書，「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，一意應戰矣」。蔣對自己苦心孤詣之決定頗為自得：

人之為危，阻不欲發，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。但此意既定，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。惟此為對倭最後之方劑耳，惟妻獨贊成吾意也。

次日，各報刊出蔣中正廬山談話演講詞。蔣本人十分關注日方對宣言之反應，於日記中寫道：